江槐

撒谎成性

“实不相瞒，我写过很多封遗书。”我喝了点酒，但还没有醉。

“噢，恕我冒犯，不过你至今还没有自杀？”与我刚相识两小时的朋友坐在对面。我总是喜欢这样毫不遮拦的陌生人。

“没错，因为我始终对遗书不满意。”

“哦——因为财产分割复杂？”

“这倒不是。”

“对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家庭情况呢。”他晃了晃杯子，“难道家族庞大、家财万贯，所以你死的时候必然一片混乱？你做什么工作？”

“图书管理员。”我说。

“好工作。很清闲。”他说，“而且有文化？”

“自认为有文化。”我碰了杯。他笑中带点醉意。

“你是不是想在遗书上把亲人朋友一一列出？这种人我倒是见得很多。死的时候，过去所有的人与事都变得非常美好。他们总是怀着无尽的感恩之心，生怕漏掉了对某个善良之人的祝福。”他说，“这样的话，也许你还得加上我。”

我向他微笑。“我喜欢你这句话。”

他挑了挑眉，似乎有了更多兴趣。“你不满意哪一点？文笔？”他又为我倒了一杯酒，“也是，说不定你死后，这篇佳作会被人挖掘出来……然后发现一些优秀的遣词造句。”

“也许。”我说，“我得承认这最后一点虚荣心。不过这不是主要原因。”

“好吧，”他说，“那我猜猜，是文章结构？遗言总是因为巨大的激情而显得语无伦次。在死亡面前，重要的事情反而变多了。他们想起一件写一件，所以行文结构混乱，难看得很。”

“这倒超出我的预料。”我说，“有时候我想，如果重要的事情这么多，倒也不必去死。”

“那难道是因为缺乏内容？”他说，“一个小镇上的图书管理员，未婚，一生风平浪静，因为过于平庸而选择自杀，死前无话可写。也合理。”

“这样的话，只用写：因为下班迟了五分钟，没有赶上末班车。”我随口说。

“这倒是提醒了我，”他说，“实际上，事情总是简单得令人震撼。但人们总是想要复杂的因果链条，比如童年不幸、阶级斗争、生活压榨。当然，要是我的话，就什么也不写。”

“不应该增加无谓的复杂性。”我说，“这就是遗书最难的部分之一。”

“噢，”他说，“语言就是这样。”

“说到底，最值得深思的就是遗书本身。”我顿了顿，“你说得对。是语言。只有在死亡面前，这一点才会被认真考虑。”

“这倒不一定。”他开起了玩笑，“说到语言里无谓的复杂性，还是对异性说的话最让人浮想联翩。”

我喝了一口杯子里的酒。“但这些时候，人还怀揣着目的和希望，希望被重视、被理解，希望爱。那些模糊话语的本意是无所谓的。人只需要感觉。”我说，“而死亡解构了一切经验。目的消失了。一旦你正视此事，就会发现人的言语中充满误解、充满偏见，同时也充满了自我的目的。”

他坐直，靠上椅背，“你怀揣过这种希望吗？”他说，“我之前说你未婚，你没有反驳。我猜，你也没有爱人？”

“没错。在我开始写遗书之后，就断绝了这种希望，选择独身。”我说，“难道我们真的会尝试互相理解？——我常常意识到，我们仅仅是在语言中反复塑造自身……那些遗书，那些令人情绪高昂、节奏鲜明的排比宣言，亦或是让人深感忧愁的长短诗句，自传般的忏悔和控诉，让人沉溺于感觉的陷阱之中，让人产生并不超越个体经验的共鸣，让人看到希望。”

“然而是错误的希望，”他说，似乎了然我的想法。

我点点头。“而我们未曾接近过真理。”

“语言是认知的一种方式，就我几乎忘干净的大学知识而言。”他说，“照你这样说，自己大约也是需要认知的对象之一。——说得过去。我猜，语句之复杂性就像尽可能大的渔网——我们企图用它捕捉最细小的意识之鱼。不过，我们往往只能瞥到它撞击渔网时发出的磷光。”

“你说的这句话正是最好的实例。”我说，“我看到了磷光。”

他碰了碰我的杯子。

我笑了。“我是不是该问问你的职业？”

“职业和大学专业没有关系。”他说，“很巧的是，我也是图书管理员。”

“你就这么肯定地说我没有爱人？”

“有爱人的人，不应该把新年的宝贵夜晚花费在陌生人身上。”他说，“不过这确实是臆断。实际上，我说的是我自己。”

“陌生人是最吸引人的身份。”我说，“这个小镇上的图书管理员都相信这一点。”

他举杯，“为图书管理员们。”

我举起杯子，所剩不多的酒因为碰撞洒了出来。我们相视一笑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对视，同时也是对话结束的标志。

我拉开椅子，裹上大衣，走出了门。街道上的霓虹灯不分昼夜地闪烁。九十二年前，在一场持续十一个月的大火中，所有纸质资料被焚烧殆尽。这个小镇再也没有重建图书馆。